南史朗读-南史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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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体诗,也称今体诗或格律诗,它是一种严格讲究押韵﹑平仄﹑对仗﹑句数和字数的诗歌体格。
近体诗是在唐代才定型的,当时为了区别于以往的不讲究格律的古体诗,就将这种严格讲究格律的诗体称之为近体或今体,“近”与“今”是唐人根据其所处时代而言,不可以今时而言。而称之为“格律诗”,却是因为它严格讲究格律的原因。
在齐梁声律论产生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声韵,但那时讲的是自然的声韵,而且又多与音乐有关。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成为不入乐的徒歌,即钟嵘所说"不备管弦"(《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要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近体诗的源头,可追溯到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讲求四声、八病等声律、对偶的新体诗,可见新体诗是以声律为理论基础的。
新体诗,即永明体,是南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体。说到永明体,还得从竟陵王萧子良说起。萧子良,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太子萧长懋同母弟,《南齐书》。卷四十和《南史》卷四十四有传,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武帝即位,封为竟陵郡王,都督南竟、竞、徐、青、冀五州,任征北将军、南竞州刺史。永明二年起,先后担任护军将军、司徒、尚书令、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中书监、太傅等职。隆昌元年(494)夏四月卒,年35。萧子良门下文士甚众,永明五年开鸡笼山西邸,游者更多,其中著名者为“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随、范云、萧琛、陆倕。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说:“竟陵王萧子良,开私仓赈贫民,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抄录。居鸡笼山西郧,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东晋时期,佛教已盛行中国,佛教的译文亦多。齐武帝永明七年,即公元489年,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僧侣于京城,造经呗新声。由于原来佛经的梵文是多音节的,并且具有优美的音节性,译为单个的汉字后,为了恢复原来的音乐之美,在诵读时即将每个字读成几个高低不等的音节,由此乃明确地辩析出字的四声。
当年周颙、沈约也曾参加了竟陵王这一工作。作为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是其发现并创立了平上去入四声学说,并写成《四声切韵》一书。沈约又作《四声谱》,专门讨论“四声”这个问题(针对上述情况,陈寅格先生却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竟陵王门下文士们的集体创造,周颙、沈约是这一新学说的代表人物,周颙、沈约是这一新学说的代表人物)。沈约(公元441~公元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沈”指的就是指沈约的家族,可见其家族社会地位十分显赫。祖父沈林子,南朝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至沈约,家庭较贫苦,居无定所,好在其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还遗存外,多已亡佚。《四声谱》载有梁武帝萧衍问及周舍何谓四声,周舍答:“天子圣哲。”后来隋朝的陆法言著《切韵》,将四声标为‘平上去入”。其实“天子圣哲”和“平上去入”,用字不同,内涵一致:“天”、“平”同为平声,“子”、“上”同为上声,“圣”、“去”同为去声,“哲”、“入”同为入声。不过《切韵》一出,流传广远,“平声”、“上声”、“去声”、“入声”遂成为四声的泛称。《切韵》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四声的发现是诗界的一大创举,从此,诗人开始自觉用声律来创作诗歌。如《南齐书.陆厥》所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永明体。”可见,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
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沈约自己说的有关声律的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由乎玄黄律吕”二句,是说颜色声音各随物所适宜;“欲使宫羽相变”四句,是说应使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间隔运用,使语音具有错综变化、和谐悦耳之美。所谓“浮声”、“切响”,指字音的声调不同。大约浮声是指平声,切响是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人所谓的厌声。浮声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的“声有飞沈”的说法。《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为:“飞为平清,沈谓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诗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肠不还也。”这个说明是比较可信的。
沈约要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就是规定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必须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避免刘韶所说的“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陋不还”的毛病。“一简之内”四句,和《南史,陆厥传》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意思相同,都是强调五言的一句和一联中的字音必须有变化。沈约所说的“八病”,就是这四句的具体注脚。这是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有-—“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平头即五言诗的第一、二字不能与第六、七字(下句第一、二字)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平头的毛病。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芳时、提壶同是平音字,这就是平头。上尾即五言诗的第五字(出句最后一字)与第十字(对句最后一字)不能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上尾的毛病。如乐府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都是上声,犯了上尾的毛病。蜂腰即顾名思义是两头大,中间小。指五言诗一句内第二字与第四字的声调不能相同;或第二字与第五字不能同是浊音声母而第三字是清音声母,不然就犯了蜂腰的毛病。如: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从、方都是平声字,我、鲤又都是浊音字,中间的双则是清音,读起来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犯了蜂腰的毛病。鹤膝即对于这一条各文献说法不一,拣录两条:其一:五言诗的第五字与第十五字的声调不能相同。其二是与蜂腰第二点正好相反。这一点,《杜诗祥注》中有简略的说明,不详尽。大韵即指五言诗两句之内不能有与韵脚同一韵部的字。如:汉乐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胡与垆同韵部,则是犯了大韵的毛病。小韵即五言诗两句各句之间不能有同属一个韵部的字。如:古树老连石泉清露沙。树与露,连与泉同韵部,则是犯了小韵的毛病。旁纽即对于这一条不甚了解,只能将《诗话》中的大意写下来,用原例,且不知出处:指五言诗中两句各字不能同声母。比如:鱼游见风月,兽走畏伤蹄。鱼与月的声母同属古音疑纽,这就犯了旁纽的毛病(另外兽走同韵,犯小韵)。正纽五言诗两句内不能杂用声母、韵母相同的四声各字。比如:梁简文帝诗:轻霞落暮锦,流火散秋金。锦与金声母韵母相同,只调不同,这就是正纽的毛病(流与秋小韵)。他的目的是“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宋书·谢灵运传论》),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互相调配。前四病为浮声切响(即后来的平仄)的调配不当;后四病指双声迭韵的调配不当。
沈约所说的低昂或浮切,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所说的“声有飞沉”,都是两分法。四声怎样分为两种,在六朝时没有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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