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风美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历史初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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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初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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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兴办洋务,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尽管洋务派提出的“自强”主张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社会制度,但是在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看来,却是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的荒谬之举。持有这种观点的大臣官僚和士大夫为数不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和深远的社会基础。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墨守陈规,故步自封,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于是就百般抵制,深恶痛绝。还在奕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之后不久,就由于奕首倡洋务,引起了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不满。当时奕一手主持与外国交涉,得以保持“和局”;而慈禧太后得以在两宫垂帘听政中掌握朝廷实权,也有赖于他的支持。奕在满族贵族中具有很高地位。对于顽固派的攻击,奕和洋务派并不示弱,他们进行了大胆的反击和驳斥。慈禧太后权力欲极重,又善于玩弄权术,她为了大权独揽,就施展其权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奕和洋务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洋务派虽然屡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但洋务运动还是冲破重重阻力,艰难曲折地推行起来。
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两派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船造炮,以资“求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为了富国强兵,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各国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国富兵强,已不是什么“蛮貊夷狄”。顽固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破坏了“夷夏之大防”,违反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对各种洋务活动坚决抵制。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开明与守旧的不同政见之争。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最初几年,还未表面化。到了60年代后期,两派的斗争开始激化。斗争是由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争论引起的。1866年末,奕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适应洋务事业的需要,他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并拟订章程六条,希望朝廷早日批准施行。1867年,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反对,认为天文算学等事,宜归钦天监、工部分别选拔生员和武弁学习,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之士,何必要他们“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如果要他们学习天文算学,那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的这个主张被清廷“著毋庸议”,予以否定。半个月之后,倭仁又上奏折,主题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进而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加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师事夷人”?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就会“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仅仅”。随后,候补知州杨廷熙更把同文馆视为“不祥之物”,把“久旱不雨”、“阴霾蔽天”、“大风昼晦”、疫病流行等自然灾害,都归罪于设立同文馆。而奕也被顽固者流送了个“鬼子六”的绰号。奕等不肯示弱,对倭仁等人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设立算学馆,目的在于“徐图自强”,而不是“空讲弧虚,侈谈术数”。说倭仁“以道学鸣高”,故作危言耸听之论。“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谈者亦将为之心灰气沮”。他援引李鸿章的话,指斥倭仁等“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斥责倭仁所说的“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空言滥调,于实际毫无用处。经过激烈的争论,倭仁虽然由于对洋务一窍不通,不得不撤消原议,但天文算学馆的报名应试者也大为减少。这次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办洋务,要不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一场政治斗争。
继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掀起的轩然大波之后,到了1880年,刘铭传建议修建铁路,又引起一场争论。对刘铭传的建议,奕、李鸿章等表示支持,但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刘锡鸿认为修筑铁路有百害而无一利,说什么“我国乾隆朝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西洋亦效贡而称臣”。御史屠仁守说:“自强之道,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他们不但反对修铁路,也反对一切近代的机器制造工业。
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四岁的儿子载湉为皇帝,改元光绪。奕�为咸丰皇帝之弟,其福晋为慈禧太后之妹,所以载湉既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亲上加亲。载湉当时又在年幼,便于慈禧太后控制,以继续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极力拉拢奕�,并利用他排挤奕。奕�宠信日隆,势力也随之膨胀,而奕的权力则有日渐减弱之势。在军机处内部,也逐渐形成所谓“南北”两派。南派首领为沈桂芬,江苏吴江人,他与奕、文祥关系密切,属于详务派。北派首领为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与倭仁等人气味相投,过从甚密,属于顽固派。由于洋务派在军机处占了多数,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都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文祥和沈桂芬先后于1876年和1880年去世,李鸿藻的势力加强,排斥异己,一些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被奕诉、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走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不过这时洋务事业已逐步推行,势难遏止,洋务派的势力也依然相当强大。慈禧太后虽然蓄意不使洋务派尾大不掉,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不能不依靠洋务派的某些首领人物。“清流派”中对兴办洋务并不都持反对态度,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其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后来就成为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出自)
单元八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复习提醒
本单元包括八节内容,但据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其中有三节内容不再列入考试范畴,即“清朝政局的变动”、“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和中法战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高考考查来看,本单元是高考命题区域的重中之重。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除1993年和1997年外,高考每年都命题。在1989~1999年的11年中,选择题出过10道,材料题出过1道。平均起来看,每年约占分值2.5分。甲午中日战争也是值得注意的考点。戊戌变法是高考考查的热点,从背景、经过、内容到结果、意义,长考不衰。可以说,基础知识题年年有、考查能力题经常见。题型从单选、多选、填空到问答题均有,但没有出过材料题,估计近年将会出现。本节考点是问答题命题的重点部分,以本节内容独立成题的,这要推到1983年高考题“联系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形势,评述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主要活动。”有与中国历史相关内容综合出题的,如1993年高考题“简要说明民主革命时期魏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及其实践效果。”再如1991年三南高考题“比较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主张与社会实践的异同,指出他们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还有与世界史同类内容相比较出题的,如1994年高考题“19世纪末中国维新变法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相比,两者在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上有何不同?怎么?”2000年高考在此又出了一道大题:“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救亡主张不尽相同。例如:维新派大力宣传‘优胜劣汰’的社会进步理论,说‘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义和团的一份揭贴则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回答:对于当时中国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维新派和义和团持何种不同观点?两种观点各具有什么积极意义和局限性?”题目从知识型、综合型逐渐向分析、对比、评论等高难度、深层次的能力型过渡。因此复习时应把本节作为重点,把知识和能力、记忆和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
●归纳分析和综合
◆阶段特征
19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由对抗走向勾结;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走向半殖地民半封建社会。此后,国际上,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内,是清政府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而暂时稳定其统治的时期,是清政府勾结侵略者来稳定其统治并建立适应侵略者要求的半殖民秩序时期,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外国侵略者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特权,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已初步瓦解;资本主义工业开始产生;中国经济已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主要的经济特征都在迅速形成。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向外猛烈扩张。在远东,它们疯狂吞并中国的邻邦,加紧分割、攫夺中国周边的土地,使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人民群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为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广泛展开,清政府也被迫组织了两次抵抗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即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失败,但昏庸、怯懦的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却向法国侵略者屈服。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陆军溃败了,海军覆没了,标榜“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破产。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甲午中日战争后,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掠夺,全面地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且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表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从此更加尖锐。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准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而农民阶级则发动了对外的“武装”、“灭洋”斗争,即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重要概念】 “租借地”、“势力范围”。
【易混史实】 洋务派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与民族资本家企业;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表;强学会与保国会;戊戌变法与戊戌政变;西摩尔与瓦德西。
◆历史概念阐释
1、洋务派与顽固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从而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起初人数不多,但都是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人物,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等。顽固派是一批对世界发展形势一无所知的极端腐朽的贵族、官僚,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同治帝的老师、蒙古贵族、大学士倭仁等。洋务派和顽固派本质上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外国事物”的态度上。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顽固派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顽固派代表了清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保守的势力。
2、洋务与洋务运动:“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当时一切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运动。洋务运动的内容包括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从总体上看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这是封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同时兴办洋务,引进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技、外交人才,也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条件。民用工业的兴办,对抵制西方经济侵略也多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特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特点的产生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外国资本家利用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控制海关和市场,处处危害着中国民族资本。中国封建势力、顽固派从根本上反对商办新式企业,洋务派力表把商办的企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外,清政府明文征收的厘金、苛捐杂税也给民族资本主义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金钱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如有的企业利用外商名义投资办厂,有的原料和市场要依赖外国;而在非通商口岸投资办厂要得到官府的特许等。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妥协的软弱性。
4、早期维新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之后,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他们都著书立说,提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变革中国的主张。这些主张基本一致地体现出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之处,改变中国落后状况,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在经济上,郑观应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仅强调商品流通,而且还注意到了商品生产。他提出的“商战”口号,旨在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康、梁在《公车上书》中就直接引用了郑观应“商战”的理论。在政治上,郑观应主张实行议院政治,外交上主张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侵略等。但早期维新派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未付诸实践。
5、《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这就动摇了封建统治者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当作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这两部著作虽未直接论述政治问题,但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它代表着当时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向和主张,体现了这个阶层的经济政治要求和利益,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这也被封建统治者斥为异端邪说。
6、《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1898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请求光绪帝正式确定变法,希望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与政权。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了三项变法政纲,其中第一条是想依靠皇帝权威,在全国推行新法;第二条是想让维新派参与中央和地方各政权,在全国上下壮大维新声势;第三条是想在前面两条基础上全面改革政权机构。这个政纲明鲜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7、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从这天起,到9月21日止,光绪帝相继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新政推行了103天,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颁布的变法法令共分为四个方面18项内容。政治方面有准许官民上书言事,这里的“民”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过去他们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参与议政了。但这还不等于民族资产阶级真正参与了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帝制。变法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定宪法等内容。经济方面的变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厘金制度。文化教育方面的变法有利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内容上依旧保留了封建文化的残余。
8、“扶清灭洋”:这是义和团运动中提出的斗争口号。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的危急形势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选择。义和团这时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把“灭洋”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因而能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抗击。但这个口号也表现为笼通排外主义,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具有落后的一面。这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狭隘眼界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可能对帝国主义从阶级本质上进行分析和认识,从而提出科学的反帝纲领和策略。关于口号中的“扶清”,我们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扶助清政府,应含有扶中国、保中国的内容,否则就很难说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反帝爱国运动。当然,这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它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对清政府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的警觉,导致最后上当受骗,被清政府所出卖,成为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一个沉重的教训。
◆历史线索梳理
1、洋务运动:①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创办军工企业。19世纪70~90年代——以“求富”为旗号,创办民用工业。②四项内容:a、创办军事工业;b、兴办一批民用工业;c、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并成立海军衙门;d、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③五位代表人物: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戊戌变法:①第一阶段:19世纪90年代初到1895年公车上书前——形成理论,阐述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阶段。②第二阶段: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并在全国蓬勃开展阶段。③第三阶段: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变法进入高潮——戊戌变法。
2、义和团运动:①源流:义和拳。②序幕:1898年赵三多领导冠县义和拳攻打当地教堂。③兴起:1899年朱红灯在平原县开展反洋教斗争,取得平原大捷,后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④发展:1900年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清政府承认义和团为合法民团。⑤抗击八国联军战斗:在廊坊、杨村、天津抗击八国联军;北京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⑥失败: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运动失败。
◆历史现象分析
1.“欧风美雨”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资本主义不是继承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阻断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欧风美雨”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两种作用:一是破坏,它在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也毁掉了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二是促进,它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市场、劳动力和金钱。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国,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品输入量激增。由于西方使用大机器生产,其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就拿洋纱、洋布来说,价格就远比土纱、土布便宜,农民纷纷买买洋布。自然经济是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征的,家庭纺织业的破产,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出卖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布匹、粮食或其他手工业品,这样在全国就出现了专门生产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地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洋务派企业的利润,又吸引人们投资于近代企业,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提供了金钱。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创办时所用的机器设备甚至于原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技术方面也仰仗于外国。
2.洋务运动的目的:洋务运动总的目的是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来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即将资本主义纳入封建专制的轨道,增强清政府的实力。洋务派办洋务受这一总体思路的左右,同时也没有超出这一界限。具体口号是:“求强”,即举办军事工业、建设海防、编练新式军队、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发展河海交通和通讯事业等。讲洋务派办民用工业是为了“求富”是可以的,但其办民用工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在办军事工业中所遇到的金钱、交通、燃料和通讯等方面的困难。
3.洋务派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特点:军工企业的性质和特点:①由政府出资兴办;②产品用于武装军队;③企业管理采用封建衙门式,企业设刑庭、监狱。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民用企业的性质和特点:这些企业都是使用大机器生产,创办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利润,绝大部分产品销售于市场,从而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可以说是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在当时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抵制作用,也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锻炼了更多掌握机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
4.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特点:①主要是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②大部分企业投资少、规模小。③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艰难,民族资本产生之初,都曾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有的认为新式企业的创办会打乱人民原有的生活秩序;有的认为机器是奇技淫巧,妨害社会风俗;有的则从迷信出发,认为采矿筑路有伤风水。同时民族工业的生存也遭到洋务派企业的排挤和限制。④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是既矛盾又依存的关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投资少、规模小而发展微弱等特点,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产生就不能坚决地反封建反侵略,而只能提出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
7.对洋务运动的评价:①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②洋务运动期间,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③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④对外国经济势力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⑤创建了三支海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⑥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⑦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
8.甲午中日战争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试表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挽救民族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走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承担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自发掀起了反抗斗争,形成了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反抗外来侵略;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完全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并企表以“新政”挽救统治危机;地主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则转化为立宪派,他们反对革命,期望清王朝改行君主立宪制,富国强兵。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应说明中华民族已经觉醒。
9.戊戌变法的主要条件:
①客观原因: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导致中华民族空前危机。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
②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③阶级基础: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④思想基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宣传和维新派同顽固势力的论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⑤政治基础:无实权的光绪皇帝。
⑥主力:一批兼有学生和士大夫两种身份的仁人志士,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⑦组织基础:强学会、保国会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
⑧推动因素: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尤其是德国强占胶州湾。
10.维新派成立的学会、学堂,创办的报刊:
学会: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
学堂:时务学堂(谭嗣同在长沙主持)。
报刊: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上海有《时务报》。《国闻报》和《时务派》居当时北南舆
鸦片战争后,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影响
最佳回答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凭借聪不平等条约中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列强除了继续向中国走私鸦片之外,还争相通过铜山口岸对华倾销商品,从中国掠夺原料和农产品。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了中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重研究世界大势和社会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呼吁变革。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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