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墟里烟上一句」依依墟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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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墟里烟

  文丨陈庆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逐渐衰老了。比如,每天发愿要做的一些事,转眼间就会忘掉。和朋友闲聊时,一些话已经到了嘴边,却因一些偶发的念头突然忘掉,然后,整个人傻傻地愣上半天。我开始对有关死亡的字眼变得敏感起来,从内心不再渴望获得,比如金钱、梦想这些或实或虚的东西。之前渴望,是因为要向这个世界、或者向自己的父母、家人和朋友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现在,母亲已经离我而去,父亲也近耄耋之年,他们不再需要以这些无聊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儿子的优秀。即使需要,他们也找不到可以炫耀的人。他们的同龄人就像秋天的落叶,在轰轰隆隆的时光机器里逐渐凋零。村里新的一代则像雨后春笋,在毫无觉察中成长起来。

  我经常莫名其妙地喜欢回忆过往,而勾起回忆的,往往是一些味道。比如衣被上阳光的味道,会让我想起母亲,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女人,在洒满阳光的庭院里为我们浆洗冬天的衣物,烹煮可口的美食。我喜欢围坐在案板前,看母亲擀面条、切黄瓜丝,她把黄瓜纵向剖开,挖出中间的嫩瓤,高高地扯到空中,像小猫钓鱼一样逗我吃,然后慈祥地看我笑。比如烟草和汽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会让我想到小时候在村头看露天电影的场景,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聚在一起,大人吸旱烟,小孩吃手指。浓厚的烟草味道和呛出来的咳嗽声融合在一起,飘荡在漆黑的夜空。远处发电机传来健康的马达声,强劲而有力,就像年轻人跳动的心脏,通过一条长长的电线为放映机输送能量。烟光映射之处,迷途的飞蛾在漫散的光束之中飞舞,以决绝的勇气寻找献身的灯火。

  还有春天的味道,语言无法描述,但鼻子和口腔能够感受到。冬天一向肃杀湿冷的空气,哪怕在四季并不分明的南方,也顿时变得温柔起来,四处飘荡着花香。我会想到幼时的玩伴,甩掉在身上捂了整个冬天的棉衣棉裤,大家约在一起,爬到榆树上捋摘嫩绿的榆钱塞进嘴里,装在裤兜里,或者折几根柳条编织成草帽,打扮成解放军的样子,以高兴彩烈的心情迎接春天的到来。

  人与其它物种的区别,不仅仅是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那么简单。还有记忆,无论是痛苦的还是美好的,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赖以维持情感需求的本能之一。人之所以有情感,起决定因素的就是记忆。每一个豁达、阳光,对生活充满渴望的人,都应该记住那些美好、善良和让人感动的回忆。据说鱼类只有七秒钟的记忆。人就幸福多了,可以随时随地调取那些美好的回忆。莎士比亚说,迷迭香是为了帮助人回忆,亲爱的,请你牢记在心。

  我的幸福,就是回忆那个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在那片大地上发生过的物和事。

  

  对农村来说,那是一个最为繁荣,且充满张力、朝气蓬勃的年代,虽然现在的农村已经高楼矗立,一切农事都以机械代替了人工,但我仍然怀念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近乎于原始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有耕牛,农闲的时候,街头随处可见横卧或站立着的老黄牛。它们习惯于以一种静默的状态反刍,反刍产生的白色泡沫,不时从嘴巴两端溢出。它们在咀嚼生活的滋味,日子在咀嚼中漫漶、皴染,最终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世界上所有的物种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对那时的农户来说,老黄牛存在的意义,除了耕种劳作外,还寄托着庄户人对未来美好日子的期盼,记录下一个游离于农耕与现代化耕作方式之间的新时代。

  牛在庄户人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无论多么不善稼穑的人家,都会把牛作为家里的主要成员之一,像对待婴孩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人可以一顿不吃,牛是不行的。春夏天要吃鲜草——老家位于黄河冲积扇平原,四处都是肥沃的土地,没有闲置的草场可供放牧。草割,是大多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特别是暑假期间,小伙伴们吆五喝六,聚在一起,一手拖一个装化肥用的袋子,一手挥舞着镰刀,到田间地头或废弃的河床上寻找牲畜爱吃的草。草的种类繁多,并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入得牛眼,采割有选择性。

  小孩子多半缺少耐心,只拣块头大的割,不管牛爱不爱吃,先把袋子装满再说。袋子里的草并不压实,任其自由膨胀,看上去满满一袋,回家往地上一倒,就算完成了一项任务。然后,快速消失,在欢叫声里去撒野。

  秋收之后,是牛休养生息的时间,这是它们一年之中最为惬意的时节,除了吃和不断地反刍,它们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被主人牵到户外空旷的地带晒太阳,用有力的尾巴驱赶蚊蝇。它们的食物也变成了春夏时节留下的干草,还有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的秸秆。细心的主人要把粗糙的食物一截一截铡碎,放在水缸中认真淘洗,之后从吊在房梁上的篮子里勺出一瓢玉米面搅拌在一起,牛吃的津津有味。

  相由心生,用在牛的身上仍然合适。特别是黄牛。即便是公牛,它们也没有粗壮勇武的犄角,在长年累月的日常耕作和与人类休戚与共的岁月里,它们祖先留下来的自我防卫的基因在逐步褪化,逐渐变得温和起来。牛善解人意,知道人对它们的好,不再以凶狠的样貌保护自己。它们在以填饱肚皮这种最低廉的生存方式作为代价,甘愿被它们的主人驱使。

  对牛最好的人有山叔,他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能够和牛共处一室的人家。山叔家的房子是三间土坯房,其中一间卧室用土墙隔开,另外两间就是他和牛的公共空间,一条长长的石槽,把人和畜的活动空间相对隔开,牛在这边闷头吃草,山叔和老伴在那边聊天吃饭。村里尚未通电,煤油灯光像一粒燃烧的豆,跳跃在昏暗却充满人间气息的夜里。偶尔传来牛尾巴抽打身体的声音,甚至还有牛排泄的声音,吧嗒吧嗒,丝毫不影响另一边主人吃饭的心情。两厢相安无事。夜里,主人在这边鼾声阵阵,牛在那边默默无语,像一个忠诚的卫兵守护着夜的安宁。

  庄户人眼睛,能够在诸多牛中一眼分辨出自家的一头,甚至不用照面,仅从哞哞的叫声中,就能分辨出来。

  我比较熟悉小峰家的牛,个头不大,长相俊朗,性格温顺,犄角不足以握满手。我经常看小峰为它准备饲料,铡草、拌料,有时候还拿把扫把为他挠痒痒。它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像一个忠厚的长者,又像个可怜巴巴的孩子,让人心生怜悯,以至于在它耕作的时候,主人都不忍大声呵斥。那时他们的伴啊。

  记得一次麦收季节,父母和我从地里装了满满一车成熟的麦子往场院运送,乡间土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行。凑巧小峰母亲牵着牛路过,她二话没说就把牛套在车上,帮我们轻轻松松地拉到目的地。牛很实在,毫不惜力。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曾经的庄户人大都上了楼,原始的农耕方式已经发生质的改变,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驾驶着先进的机器,在马达轰隆声中就完成了春耕秋收,黄牛们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人和动物单纯到只剩下餐桌上的关系。曾经满街皆是的黄牛统一赶到养殖场,等待它们的,将是它们生来已经注定的不可更改的宿命。

  

  同老黄牛命运的,还有一群坐在家门前纳鞋底的小脚老太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她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沧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十多岁。她们按照夫家的辈份,在村里面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大娘、奶奶或老奶奶一类的称呼和荣耀。她们都没有名字,贴着红色标签封面的族谱上,她们被统称为某某氏,前面的某是夫家的姓,后面的某是娘家的姓。她们应该有名字的,否则自己的父母怎么呼唤她们?但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们又不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年从子,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我的奶奶陈杨氏,据说也是大家闺秀,一生勤勉谨慎,为人和善,从没见她和谁红过脸、吵过架。常有人说妻贤夫祸少,自奶奶那一辈起,她的孩子,孙子,乃至曾孙们,无一不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奉耕读二字为圭臬,在各行各业做着自己的贡献。奶奶隐忍朴素忠厚善良这些伟大的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假如有命运的话,奶奶并不属于幸运的人,她有幸生在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父亲是教书匠,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人学着下海经了商,还不慎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总之奶奶下嫁到我们家之后,先后养育了六个子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她竟然养活了那么大的一个家庭。孩子们成家立业后,她本该享受幸福的生活,造化弄人,我的爷爷和二叔又相继因病去世。中年丧夫、中老丧子是奶奶一生当中最大的痛。但她从未抱怨命运的不公,依然顽强地同命运进行着妥协——奶奶的性格不会抗争,只会妥协,妥协是她克服一切困难的唯一办法。

  奶奶年逾九十无疾而终,在她即将撒手人寰的一刻,还清醒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自己就要去了,赶快帮她换寿衣。奶奶一生不求人,这也许是她给孩子们提出的最后恳求。

  胡同里还有一位姓王的老太太,虽然不是同姓,辈份也不知道从哪里论起,我只知道从小就叫她老奶奶。血缘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虽然门对门住着,因为不是同一个族姓,彼此间总感觉有些隔阂,甚至很少往来。老奶奶三个儿子,一个分家另过,还有两个因为各种原因,三十好几仍然光棍一根,守着老娘相依为命。老奶奶身材很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她总是“文、伟”两个字分不清,见了我总是小文小文地叫着,我纠正过许多次也没有什么效果,索性随她去。闲暇的时候,她会约上附近几个老太太一起打老式的纸牌,偶尔还拉上我凑数。我依稀记得那牌的玩法,每个人先抹十六张牌,依次发牌配对,类似于打麻将,牌的名字也和麻将。打牌也要耍钱的,不过很少,一人出一分钱,把钱放在一起,打完一把,谁赢了谁拿走一分,一轮下来,赢钱的兴高采烈,话也多了起来。输钱的就嘟嘟囔囔,忿忿地拉下脸来表达内心的不满。老奶奶性格好,我从未见她红过脸,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她笑眯眯的笑容,以及她哼唱的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老式歌谣。

  就像余华《活着》里的主人公一样,老奶奶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有一天胡同里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喧闹声,哭声,嘈杂声,原来是老奶奶最小的儿子在工地上施工出了意外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说没就没了,命运就像天上捉摸不定的云朵,反复无常,无法改变。黑暗中也能看到希望,老奶奶的另一个儿子之后成了家,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虽然很少看到老奶奶再开心的笑,听她“小文小文”地叫我,在历经那么多人世间的坎坎坷坷后,她会对生命有着更加深刻的感悟吧。

  这些老年人,是滚滚历史洪流中的亲历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后一批裹着小脚的女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传统、最闪闪发光的优秀妇女代表。她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回家的时候,表弟煮了一大锅自家种的花生招待我。香味老远就能闻到。煮花生用的是乡下的土灶和柴禾。表弟说,村里统一安置了燃气灶,已经不允许再使用土制的锅灶,我这是偷偷用的,被抓到了要罚款。

  我听了一愣。曾几何时,牧童、炊烟,几乎成了乡村风情的代名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是陶渊明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和生活场景,袅袅炊烟,传递的不仅是人间烟火气息。谁曾想,到了人类自以为最文明的时代,炊烟竟然成了一种最不文明的行为。

  小时候最喜欢的恶作剧之一,就是堵烟囱。乡下的厨房多是独立结构,不仅要织一个供全家人餐食的大锅灶,还要堆放半房间的柴禾。北方少荒山灌木,柴禾多是玉米或棉花的秸杆。小麦的秸杆是不能轻易使用的,因为易燃,且不耐燃烧,只适宜作引火的燃料。织锅是极讲究的,像乡村接生婆一样,每个村里都有半职业化的织锅师傅,他们心灵手巧,织锅前,首先要根据厨房的具体位置拟定锅台以及烟囱的朝向。那时都是土坯房,还没有后来砖式垒就的竖长形烟囱,说是烟囱,不过是在靠近锅灶的墙上打个孔便于排烟而已。正因如此,对织锅师傅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恶作剧的孩子们提供了堵烟囱的便利条件。

  秋哥是村里织锅的好手。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或者说是艺术能够孤立存在的,彼此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织锅,看似简简单单的垒几块土坯或砖头,实际上不仅如此。比如选置,一定要选便于主人操作、排烟方便、使用顺手的地方。比如垒灶,有灶台、灶沿、灶膛、灶底、风箱进风口、炊烟排风口,等等等等,麻雀虽小,四肢健全,俨然一个微型建筑物,从设计到施工,都要经过精心考量,其工程丝毫不亚于一台大的手术。

  可惜的是,我对织锅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并不了解,否则写出来的话,或可成为供后人研究的民俗学科。看似简单的手艺并不简单,织锅过程中的某一个细小的机关,如果掌握不好,就像中药里面少了药引一样,无法将其功能发挥至最大化,甚至弄巧成拙。比如锅灶下方排灰的地方,有一个用石头做成的球状物体,每当火势不旺或排灰不畅的时候,伸手拨弄它几下,马上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其中的科学原理。当这一辈人相继老去之后,这或许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谜。

  现在砖式结构的厨房大都装有竖式朝天的烟囱,小孩子既没胆量也没条件重复我们小时候的恶作剧。那时候的烟囱很直白的裸露在墙体之外,甚至通过烟囱能够看到灶膛内燃烧的火。讲究些的人家,会在烟囱外糊上一层含有小麦秸秆的泥巴作为保护,只留一个朝天的出气孔。大多数烟囱是开放式的,开孔处上方的烟痕,由下至上、由浓转淡,像书法中无意留下的一根线条。诱使小孩子恶作剧的,一是和小伙伴吵架拌嘴吃了亏,堵他家烟囱以泄私愤。另一种是纯属发泄心中恶的一面来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堵烟囱的方法很简单,找一把麦秸秆,对折,朝向外“吃吃”冒着炊烟的地方塞进去,然后躲在不易被发觉的地方观察。不一会儿,被呛的火急火燎的大人就会提着一根烧火棍走出来,嘴里骂骂咧咧……

  柴禾烧出来的炊烟不同于烧煤产生的烟那么黑,那么现实。旧时的炊烟有灵魂,很柔软,飘荡在村庄的上空,间杂着柴禾的味道。远远望去,袅袅上升的炊烟与静默的乡村,构成一幅美丽的人间画卷,所谓烟火气息,莫过如此吧。

  当乡村没有了炊烟,那些多愁善感的诗人,将要到何处寻找创作的源泉,又要到何处去安放远行游子的灵魂呢?

  

  和乡村诸多手艺人一样,木工也是值得尊重的行业。

  木工是讲究传承的。我的好朋友玉文君是个木匠,他的师父是同宗没出五服的兄弟。虽无需像郭德纲所说的那样“三年学徒、三年效力”,但基本的拜师仪式还是要的。家长带着孩子,提着礼物,换上平时喝茶才穿的衣服,正正规规地到师父家拜师。我们当地拜师不需要磕头,不过说些场面上的话,比如孩子小不懂事,该打就打该骂就骂,等等之类的客套话。师父则会说些自谦的话,然后赠送一把锯子或刨子之类的本门工具,今后师徒二人就各自履行职责。

  说是兄弟,更是师徒,平时喜欢开的玩笑要收敛起来。师父端起架子,拿出为人师表的威严。徒弟夹起尾巴,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师父的本领学到手。所有传统的技术都讲究基本功,就像初到少林寺要先劈柴挑水一样。木工的基本功就是抡斧头,凿铆眼,或是干些粗重的活计,打打下手。

  辨识木料是木工的基本功之一,随意从地上捡一块下角料,放在手里一握,拿到鼻子下闻一闻,或者端详端详,就能准确地辨别出是什么树木。有了徒弟,师父每天的工作就简单起来,多是量体裁衣,相看木料之类的工作,什么样的木料适合做什么样的家具,都要根据主人家的意图提出合理化建议。

  乡下人简单,所谓的家具,复杂的也不过是组合家具,简单些的就是桌子凳子之类的日常用具。越是简单的活计,对木匠的技艺越是一种考验,特别是常用的桌子凳子,使用率高,易损坏,漂亮坚固,多年不坏,才是对匠人最好的褒奖。玉文君窜门时,会经常指着一些漂亮的木工活计说,瞧!这是我做的。

  出师后的玉文君,先是和师父合伙买买了一台带锯,以此开启了木工作业半机械化的时代。以前分解一块原木,要搭上专门的架台,把原木置于中间,用墨斗按照尺寸和墨线,然后拿大锯分解。相对于平时的锯木作业,这种分解方式叫做拉大锯,童谣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说的就是这种。拉大锯极具仪式感,要摆好茶水,选好位置,静下心来,以极大的耐力在吃吃拉拉的声音中度过漫长的时间。拉大锯对精准度要求高,对臂力也是一种考验,和玉文君比试掰手腕,我们多半不是他的对手。 带锯为自己木工作业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为周边十里八村的同行们提供分解木料的服务。同行是冤家,也不尽然。他们彼此融洽相处,常坐在一堆未分解的木料上喝茶,聊天,相互派发将军牌的香烟,推来让去,每个人的两只耳朵上都夹满了香烟。

  后来,玉文君自立门户,除了每天打开几次柴油机,在嘭嘭嘭的声音中转动他心爱的机器外,大多数时间在完成客户交待的任务。比如谁家的孩子娶媳妇,就要做一张“恋子”木的床。“恋子树”是老家常见的一种树木,木质密实,经久耐用,以此木做床,表达了老人对孩子“早生贵子”的美好愿望。也有做梯子的,找一根直径相当、树干相对平直或略有弧度的槐木,架到带锯上一破为二,划线,打铆,用相同材质横格,出榫,榫铆合二为一后,再从另一面露头的部分开口,砍楔子,涂白胶,订楔子,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梯子不同其它家具,主人家要扛着上百斤的粮食通过梯子运送到房顶晒晾,人命关天,质量第一。

  书上常说男人最性感的动作就是专注于工作时的样子,我深以为然。我特别喜欢看玉文君眯起一只眼,时不时拿起刨床上的木条看刨的直不直。木工也必须学习了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相关知识,否则家具的尺寸长短,弧形角度,不经过严密的计算,是无法达到最终效果的。其余如接续拼搭,点面受力,也将决定一件作品的使用寿命和质量。还有美学,只有懂得审美,才能够做出赏心悦目,甚至能够流传后世的完美作品来。否则,赵本山怎么会在小品里面说一名优秀的木工,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呢。

  许多年过去,在社会变革中,旧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事物取代。时代潮流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玉文君也没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大型设备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家具更加适应现代人的需要,传统的木工技艺就像地球上每天都在消逝的物种一样,将会悄无声息的淡化在人们的记忆中。残酷的现实把他曾经的梦想击的粉碎。后来的玉文君,把锯刨斧凿陪伴了他多年的工具挂在墙上,自己背起行囊,加入到背井离乡的打工队伍,以另一种方式开启自己新的生活。

  我已很多年没看到过玉文君,但路过现代化的家具城时,会忽然想起曾经意气风发的玉文君,以及他眯着一只眼睛看手中活计的样子。他手中笔直的木料上面,曾铺满他人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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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伟,业余文学爱好者,现居广州。散文、杂文见诸《青少年书法杂志》《青少年书法报》《济宁日报》等报刊。散文《站在中轴线上》曾获广州诗社举办的“迎亚运诗词散文大赛”散文组优秀奖。出版内部交流散文集《疯话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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